關於電影的二三事

我的電影記憶片段

不知道你喜歡看電影嗎？我還滿喜歡的。

在台北讀大學的時候，應該是看最多電影的時期，剛好當時流行辦影展，除了金馬影展外，印象深刻的是「絕色影展」，多是國外比較小眾、冷門的電影，套票不貴，而且當時正逢台北市的華納威秀影城剛開，設備新穎，觀看的體驗很好。

那時在木柵讀書，半夜騎著機車延著軍功路穿過莊敬隧道，經過木柵線麟光站後，接基隆路，路過還正在蓋的台北101，離威秀就不遠了。

那年大台北像個大工地，很多道路配合捷運施工，都縮小路面。捷運木柵線剛通車，是台北第一條完工的捷運，王家衛拍的《春光乍洩》還有來取景，梁朝偉還很年輕，影像在攝影師杜可風掌鏡下炫麗燦爛，音樂不只靡靡，還充滿異國情調，Astor Piazzolla的名字也是在這時候留在記憶裡。

有時候場次沒畫好，前一晚看完電影，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一點多，次日早上九點多又有一場。人很有趣，早八的課會起不來，但為了看電影竟然能不貪睡。

一直到2020年Covid-19的影響，加上串流影音的便利，就比較少進電影院，但在2020年，仍有兩部電影，讓我進電影院，一部是諾蘭的《天能》，另一部是《靈魂急轉彎》(Soul，2021)，我和朋友戲稱這兩部片是值得冒生命危險進戲院看的好片。

《春光乍洩》木柵線片段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shorts/T0VkNNA89Cg

電影的誕生日

法國的盧米埃兄弟(Auguste Lumière與Louis Jean Lumière)，在巴黎咖啡館播出《火車入站》、《工廠大門》，這天是1895年12月8日，被公認是電影的誕生日。

這兩部電影，時間長度都不到一分鐘，沒有色彩只有黑白，沒有聲音，但對當時的人來說，不是理解成高科技，而更像是法術或魔術般神奇的東西。

《火車入站》播出的當天，因為影像太過逼真，巨大的火車迎面而來的震撼，讓很多觀眾驚叫躲開，甚至跑出咖啡館，去到放映機的後方，要看火車在哪裡。

另一個令我覺得命運神奇的安排的是盧米埃這個姓，在法文裡的意思是「光」。

電影是光影的藝術，巧合到像是奇蹟。

《火車入站》：https://youtu.be/BQjh8z9ioEw

默片與辯士

早期的電影還不具備收音的技術，每部片都安安靜靜的，演員的表演，表情和肢體動作也要特別誇張，喜劇泰斗卓別林(Charlie Chaplin)的妝容及表演方式，就特別能滿足當時的電影需求。

BUT，卓別林只有一個，其他千千萬萬的電影怎麼辦呢？

有需求，就會有供給，這時候「電影解說員」的職業就因應而生。當時電影院的銀幕前，樂隊和電影解說員分列兩旁，配合畫面奏樂，解說員會就著小枱燈，手持劇本，以生動活潑的聲音演出，帶領觀眾感受劇情的起承轉合，偶爾穿插一些詼諧趣味的台詞，或是模擬主角口白，為無聲的影片注入了靈魂，說到精采處台下的觀眾還會熱烈喝采。

有點像天橋下的「說書人」，或是廟口榕樹下的「講古仙」。

這種為電影進行旁白解說的工作，在1920年代的日本被稱為「活動辯士」，是複合字，由「活動寫真」(motion picture)與「辯士」組合而成，後來也簡稱為「辯士」。

電影在1920年代是很摩登的娛樂，在那個娛樂不多的時代，日本人也將電影引進台灣，並從日本引進辯士，「在1930年左右，臺灣有41位日籍辯士、19位臺籍辯士。當時要成為辯士必須通過各州警察課的考試，並確認沒有『思想問題』，之後才能獲得證書執業。」

辯士的口才及風采所構成的個人魅力，吸引觀眾進戲院，電影院也會以知名辯士做宣傳。當時，西門町戲院觀眾以日本人為主，辯士也多半是特別重金聘請的日本人；大稻埕、萬華地區則由於主要客層為台灣人，需要以台語說明劇情，所以辯士以台灣人居多。

後來，隨著電影技術進步，開始有聲音、旁白，字幕的加入，也就漸漸用不到辯士，就像用了ETC之後，高速公路就不用收費員了。

加上電視的發明，收音機的普及化，娛樂的選擇增加，都在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。

除了技術的進步，還加上二戰後，日本人退出台灣，國民黨政府推行的「國語政策」，禁止台人說台語或客語，也是導致台籍辯士無用武之地的原因之一。

電影辯士陳錘鐘 讓電影有"聲"命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62aYBG-v9w

蔡培火與美台團

1921年「臺灣文化協會」成立，希望透過發行報紙、舉辦各種講座來啟迪民智，無奈民眾因日本愚民政策影響，對智識的吸收有限。1925年，適逢協會理事長蔡培火母親高壽七十一誕辰，協會全臺籌謀為蔡母慶生，蔡培火謙辭無效後，與慶生會的總召約定，不要鋪張浪費，耐不住眾人的盛情。

結果集計禮金約四千多圓，「蔡培火援受禮金後，隨發謝函併聲明，從該筆禮金提出二百圓購製毛氈及銀花瓶各 一，贈送蔡母留念，其餘悉數帶往東京，購買教育影片十數卷及美國製之放映機一部。」

當時買回來的影片，就現在的眼光來說，很難判斷具有多少娛樂性，你看一下片名，《丹麥的農耕情況》、《丹麥之合作事業》、《犬馬救主》、《母與其子》、《試探愛情》、《無人島探》、《紅十字架》、《北極的怪獸》、《武勇》，與其說是娛樂，我覺得更多的是電影這個媒體的新奇感。

如果說有趣的地方，應該是辯士會根據自己的想法，對影片進行詮釋，或許可以想像成現代的脫口秀？

蔡培文在文化協會之外，「另設美臺團之機構，訓練具有教育經驗之青年三人，一人專管機器 、二人分任辯士，說明影片，俾觀象易於理解。有時辯士之言詞，帶有諷刺或涉及政治的時候，臨監 警察即加干涉，甚至迫令停映。有時因警察不證臺語，發生誤會而作過份取締，觀象與辯士齊起抗議 ，弄到使警察尷尬失措的場面，並不罕見。美臺團最初只有一除，約半年後便增加為兩隊，經常巡迴於農村小鄉鎮之間。因影片內容有新智識之貢獻，對觀象收費極微，到處有地方同志之關照協助，開支節省，每票僅收五分，特座亦只收一角，又有警察臨監，場面緊張而時起風波，因此等等，美臺團每有開映，則場場客满座無虛席。」

現在讀到這些文章，想像台灣人在二戰前，對政治參與的熱度，對脫離日本殖民的追求；日本人帶來殖民，同時也帶來現代化與世界潮流接軌，這是歷史的多面向。

在電影這個媒介，也承載了許多劇情之外的想望。

線上串流與電影解說短片

現在和以前最大的不同，是因為網路科技帶來的便利，能找得到、能看到的電影，數量變得非常龐大，但要找到一部自己能沈浸其中看完的電影，好像變得更不容易。

當影片生產過剩，線上串流能輕易取得片源，又衍生出解說影片的短片，將兩小時的電影壓縮在10-15分鐘，或是將動輒三、五十集的電視劇，用兩個小時解說完。

曾陣子因為AI的狂熱，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謬感。

有一派用AI更快速地生成大量的內容，然後另一派再用AI去整理做出摘要，有種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的滑稽感。

Netflix 的 CEO Reed Hastings 曾說：「Sleep is our competition（我們最大的敵人是睡眠）」

我覺得是一針見血地點出，現在的人最稀缺的是時間和注意力，我們都在爭取別人有限的時間與注意力，而常常導致力不從心。

這時代給人的功課是減法，要懂得捨，才能得；聚焦在自己想要的目標上，專注地不受干擾前進。

不要太在意還有很多電影(影片)沒看，而是好好享受當下正在看的那部電影上，好好感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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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可以，我還想再一次騎車在軍功路上，穿越莊敬隧道，去看一場電影，只是現在軍功路已改名為和平東路四段，我的《花樣年華》也早已散場了。